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去世：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才华是什么？

当地时间2023年2月9日，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巴黎参加法兰西学院入院仪式前拍摄的照片。（图/视觉中国）

2011年6月12日，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来到上海，开始了为期九天的访华行程。

略萨上一次访华是1994年，他先后去了北京和上海。第一次访华与略萨同行的是全家10口人，育有两子一女的略萨一家每年只能聚上两三次，那一次旅行其实是略萨的家族聚会。这次重游，陪同略萨的只有他的妻子和大儿子。

略萨是继泰戈尔、马尔克斯、帕慕克、勒克莱齐奥之后第五位得奖后访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6月13日下午，略萨在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独家专访。

“一个故事有很多的写法，总有一种是适合这个故事的”

南方周末：你是最早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拉美作家，时间上要早于马尔克斯等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读过你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城市与狗》，中国读者在了解拉美的魔幻现实的同时，也在学习你独特的创作技巧，你的作品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现在，你的新作《凯尔特人之梦》即将翻译成中文，这部作品和之前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略萨：首先，《凯尔特人之梦》与我的其他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故事发生在我本人并没有亲身体验过的地方，比如说刚果和爱尔兰。这部作品中也尝试讲述了一个新的主题，即关于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也是我之前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写到过的。但是，除了这些最大的不同之外，这部作品与之前我的作品也有许多互相关联的主题，也有过去曾经写过的主题，比如说殖民主义，比如说社会不公，比如说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和白种高乔人对南美印第安原住民不公平的对待。

我在刚果旅行的时候，正好碰上卢旺达骚乱，只待了十几天就被迫离开了。刚果比南美国家要凄惨得多了，是我见过的最凄惨的国家。我原来以为世界上最穷最凄惨的国家是海地，但是跟刚果相比，海地简直就是天堂。刚果没有政府，也没有法律，无法无天。我还看到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卢旺达大屠杀时候的不作为。西方殖民者把那里本土的文化完全摧毁了，这就是悲剧的根源。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对小说技巧有很强的实验性和探索精神，在这部新作里是不是还会一如既往这么去做？

略萨：对于一个故事来说，要把它讲好，叙述方式是最最重要的。在任何一种小说里面，首先要选对讲述故事的方式，如果讲得好，这个故事就成功，讲得不好，故事就会失败。一个故事有很多的写法，总有一种是适合这个故事的。我不会在写作前预先有这么一个概念——这次要写怎么样的故事，而是一边写一边探寻最适合我的风格和结构。我并不是存心追求小说的实验效果，而是在寻找最适合我的小说风格，我比较注重小说的原汁原味，用一种让读者信服的风格来讲述故事，让读者身临其境。作家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永远也没有办法达到的——达不到完美。就是因为达不到完美，作家才能持续不断向这个方向努力前进，使自己每一个作品越来越好，所以设定比较高的目标是很重要的。我追求每一部新的作品都有新的东西。对我来说，每一次新的创作就是一次新的历险。

南方周末：你的追求我们在读你作品的时候也体会到了。你曾经说过：“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觉得更好、更能保护自己抵御不幸困扰的方式。”得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创作吗？

略萨：最大的骚扰来自媒体，因为有些记者会像苍蝇扑过来，甚至埋伏到我家里。当然，也有很多很愉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光说诺贝尔奖给我的生活造成困扰，也是不对的。

南方周末：你十分推崇阅读的重要性：“通过阅读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但丁或者托尔斯泰，我们得以互相理解，也正是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学到了人类的共同精神。”人类的共同精神在这里具体指的是什么？

略萨：我认为，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加强人与人之间互相的理解，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俗信仰，但是，阅读作品的时候，人们就能够感受到人性之间共通的部分大于相异的部分。比如说，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就能了解俄罗斯，读巴尔扎克就能了解法国；同样的，如果是中国、日本或者欧美国家的人读拉丁美洲的作品，他们也能相应地更加了解拉丁美洲。阅读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消除相互间的隔阂。

南方周末：我读你的作品，并没有觉得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在《五光十色的国度》里面写到利马的薄雾和细雨，就让我觉得和上海很像。

略萨：最常见的是当你读到你喜欢的作家作品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你会觉得你和他是能够互相理解的。

末日随时会降临在荒原上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译者：赵德明

假如没有达·库尼亚的《腹地》在1972年告诉我卡奴杜斯之战、告诉我一位悲剧人物和一位拉美大作家，那么我绝对写不出这部长篇小说。从电影剧本（本书的胚胎，但从未拍摄）直到八年后写完本书，这部作品让我经历了一次非常丰富多彩又惊心动魄的创作历程，那是在伦敦和纽约的图书馆里，那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和萨尔瓦多州尘封的档案堆里，那是在巴伊亚州和塞尔希培州炎热的腹地之旅中。在我的朋友雷纳托·费拉斯陪同下，我走遍了“劝世者”曾经布道的全部村庄；在那些村子里，我听到居民们热烈讨论关于卡奴杜斯事件的意见，好像政府军的炮声依然回响在起义军阵地上空，仿佛世界末日随时会降临在长满枯树和荆棘的荒原上。走在小道上，我们常常遇见狐狸，常常与赤身裸体的人、虔诚的信徒以及吟游中世纪的乡下艺人擦肩而过。一度曾经发生卡奴杜斯起义的地方，如今已是一片人工湖；岸边上，已经冒出那些激战留下的生锈了的弹壳和炮弹。我在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许多巴伊亚人伸出了援手；除了雷纳托之外，至少还有三位，他们是安东尼奥·塞莱斯蒂诺，何塞·德·卡拉桑斯和霍尔赫·阿玛多，如果不提及他们，那是很不好的。1977年我开始动笔，地点在英国剑桥丘吉尔学院。1980年底完稿，地点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历史悠久的湖畔——威尔逊中心——四周有猎鹰盘旋；林肯曾经在中心的阳台上面对参加了马纳萨斯战役的联军士兵发表演说。

2000年6月于伦敦（此文为略萨《世界末日之战》原序，中文版首发）

“藤森女儿的落选让我很高兴”

南方周末：聂鲁达曾经说过：略萨的作品重新发现了秘鲁。你曾经参加过秘鲁大选，你现在已经弃绝政治了吗？今年已经是藤森的女儿参与竞选了。你留意了吗？

略萨：我刚刚关注了秘鲁不久前结束的大选，藤森女儿的落选让我很高兴，我非常开心的是另外一位选举人获得大选。如果藤森女儿竞选成功的话，也许会重复她父亲的错误，近10年独裁统治，造成了权力滥用、不尊重人权之类的事情。

南方周末：2003年，美伊开战的时候，你前往伊拉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动？那一次你经历了什么？

略萨：我去了伊拉克以后，专门写了一本书，我觉得在这样简短的采访里把所有的内容重复一遍是不可能的。我这本书主要记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还有萨达姆的独裁政权，那是非常可怕的独裁政权。当我到达伊拉克的时候，那里的人民刚刚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我能够感受到人民感受到的自由，当时恐怖主义没有开始，人民感到非常幸福，殊不知之后跟随而来的却是战争带来的许多伤亡和恐怖主义，这是他们没有预见的。那个非常时期的伊拉克，非常类似现在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刚刚推翻各自的独裁政权以后的情形，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这些国家目前的状态和当年伊拉克刚从独裁中解脱的状态非常相像。但我也注意到后来恐怖主义的产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状况。

“平衡你的爱和展示你的爱是需要技巧的”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在控制自己的情感方面，我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这句话如何解释？

略萨：我不记得我有说过这句话了。好吧，那就谈谈感情的问题，我认为作家写作的时候，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让激情和冲动过于主导你的写作方向；当然了，如果没有激情和热情的话，就不会有好的写作。在写作中需要寻找理智和激情之间的平衡，这是我从福楼拜那里学到的。人不可能完全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和激情，但是在写作的时候需要做出努力，对这些激情、热情、冲动进行控制。我作为一个拉美人，要控制自己的激情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仍然应该尽量往这方面努力。

南方周末：在你的作品中，爱情是经常出现的主题。现在你会怎样去定义爱情？

略萨：爱情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丰富的感情，同时也是非常个人和私人的感情，当你把感情拿去向公众展示的时候，其实是在削弱这种感情。对作家来说，平衡你身在其中的爱和展示你的爱是需要技巧的。当你还身在这段感情中的时候，你要把爱展示出来是很困难的；如果你身在其外观察的话，可能就会冷静一点，也可能这个观察会因此变得肤浅。爱情是非常细腻、柔美的感情，对写作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同样的主题自古至今已经写了很多次，所以要将爱情写好，写得特别，是非常困难的。

南方周末：你在访问台湾的时候，除了政治人物，你还与文化人物有所交往。陈平，我们叫三毛的作家，你对她还有印象吗？你的回忆录《水中鱼》还写到过她。

略萨：我当时是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PEN，IPEN。1921年成立，每三年改选一次会长。1976年，略萨当选为第41届国际笔会的主席。1980年4月，中国笔会中心成立，巴金当选为会长。同年，被接纳加入国际笔会。1981年2月25日，中国上海笔会中心和广州笔会中心被接纳为国际笔会中心的成员——编者注）的主席，在任期间希望把国际笔会推广到中国大陆，但是我失败了，这在当时根本没有可能，相反在台湾笔会非常活跃，我和台湾那边作家交流的时候，台湾笔会主席——名字叫殷张兰熙——给了我很多帮助，三毛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我还读过她的作品。

“戏剧可以说是我的初恋……还会再创造许多剧本，也希望再上台演出”

南方周末：你的两部剧作《塔克纳城的小姐》、《琼加姑娘》上个月在上海上演。今年3月，你在墨西哥城重返舞台，亲自出演舞台剧《一千零一夜》。是什么想法促使你出演自己编剧的戏？参与表演的兴趣会不会源自童年记忆？

略萨：戏剧可以说是我的初恋。如果要从头说起，我对戏剧的热爱，几乎可以写出一本小说了，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曾在利马的塞古拉剧院观看了阿瑟·米勒的《一个推销员之死》，这部戏剧中的激情感染了我，我回家便急忙提笔开始写作一部关于印加人的戏剧。

如果在1950年代的利马曾经有过什么戏剧热潮的话，也许我就将会成为一个剧作家而不是小说家了。但是当时的利马对戏剧没有什么热情，因此我才逐步转向了小说的写作。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终于开始自己编剧的第一个创作，那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塔克纳城的小姐》，这是我第一部正式的戏剧作品。第一次登台演出是由阿根廷的女演员诺玛主演的。之后，在几年之后，我又创作了一个剧本，同时加入了一个叫做《谎言中的真实》小型剧目的演出，我的这个演出是跟一个西班牙的女演员一同出演，本来想做成朗诵，但导演改成了戏剧，还把我本人拖上台演了戏。

这就等同于第一次出演自己作品的一个经历，之后，我也因为受到了这次经验的启发，专门编作了一出极简派风格的舞台剧《奥德赛》，全剧只有两个演员。再之后，就在几年前，我再一次创作了剧本《一千零一夜》，同样是一个只有两个角色的剧本。这可以算是我第三次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出演一个自己写作的剧目。我的夫人曾说，我在70岁的时候，开始我在创作领域的第三个职业身份。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是演艺界之中的一个菜鸟，是一个初学者，还在努力当中。我太太还说，我投身戏剧的行为可以说是进入了老年时期的一个叛逆期，一个疯狂的举动。尽管她这样批评我，但我依然对戏剧抱有非常强大的热忱，相信未来还会再创作许多剧本，并且也希望再上台演出。

南方周末：你对现当代中国文学是否了解？对中国的年轻作家有什么忠告吗？

略萨：我觉得真正的作家不需要什么建议的，每一个作家只要有创作的愿望，他就能找到自己的道路，会发掘自己的技巧。如果要提一个建议的话，我还是引用福楼拜的话：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我非常同意。作家不是为了谋生而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生活。如果有人能以此谋生当然更好，但是通常来说，作家本身的创作欲望就是他活着的一种体现。

南方周末：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才华是什么？

略萨：写作就是一种坚持，是一种执著。要完成一个作品就一定要坚持把它写出来，要用破釜沉舟的心情去完成写作。

南方周末：你在1994就来过上海和北京，时隔多年之后再次访华，观感如何？

略萨：我对上海的印象是上海发展得非常快，在我上次来的时候，上海是很小的城市，现在上海扩充了好几倍，人口大量增长，变得比原来国际化了许多，虽然我还只来了短短的一天，但是已经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了。

（感谢姚云青、瑞真提供的现场翻译）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夏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