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壁上有两个佛龛！浚县大伾山大佛修缮期间有最新发现

自3月9日浚县启动大伾山摩崖大佛及石刻综合保护本体修缮项目以来，这座“全国最早、北方最大”摩崖大佛的修缮进度牵动着众多文物保护者和爱好者的心。

4月10日，记者来到浚县大伾山景区天宁寺看到，工作人员正采用专业设备有条不紊地推进修缮项目。

全方位除尘近200公斤，为后续精准“诊断”打好基础

记者看到，由于该项目是大型整体修缮工程，大伾山摩崖大佛周围布满脚手架和木板，从大佛楼底到楼顶共10层，上下靠梯子连接，脚手架边缘加装防坠网、防护网。技术人员还利用垫板、防火地毯、防撞套等使脚手架不接触摩崖大佛本体，从而更好地保护文物本体。

穿过防护围栏，顺着楼梯而上，记者看到22.29米高的磨崖大佛正被纵横交错的脚手架环绕。大佛蓝色的发髻庄严而独特，红色的眉心清晰可见，面部干净整洁，蓝色服饰花纹精美绝伦……正面观察大佛，其庄严肃穆、气势恢宏的特点更加突出。

“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都是技术人员为大佛清洗表面污染的成果。”浚县文广旅局工作人员王晓飞介绍，由于摩崖大佛的地理位置特殊，其上半身容易覆盖尘土，修缮项目启动1个月以来，技术人员首先重点对大佛进行除尘，目前已全方位除尘近200公斤。

修缮项目现场相关负责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人员张俊杰告诉记者，为大佛除尘清洗与家庭日常清洁完全不一样。按照文物保护工程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及最小干预原则，技术人员要根据不同情况使用不同工具，大面积尘土用真空吸尘器，小面积尘土用软毛刷、洗耳球、棉签等，彩绘处的顽固积尘用软毛刷、低温冷蒸气，还得细心避开龟裂处避免伤害颜料层，崖石壁处用高温蒸气清洗…… 全方位的除尘清洗不仅成功再现大佛初时风采，也有助于提高科技诊断仪器测量数据的精准度。

科技助力大佛全面“体检”，为全方位保护赋能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多名技术人员正运用不同的仪器为大佛“诊断”。“这是红外成像仪，通过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片区域是否有渗水。”“这是三维激光扫描设备，可以留取大佛的整体信息，将来可以利用三维扫描进行数字化建模，以便展示或其他应用。”技术人员一边作业一边介绍。

王晓飞介绍，与以往相比，此次保护工程运用了更多科技力量，专家团队将采取更精准有效的措施，保护好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介绍，因长期遭受自然因素、人类活动的影响，摩崖大佛本体早已出现浅表层粉化剥落、石质开裂等现象，空鼓、渗水、溶蚀、盐害、微生物等病害也严重发育。

“治病要治本。正是有了科技的助力，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找到大佛的‘病因’。”在张俊杰看来，建立数字档案可以更好地保护大佛，让不可移动的大佛“走出去”“活起来”。

因此，项目团队分别采用红外热成像、地质雷达、超声成像等手段，更深入地了解裂隙和水害的分布，找到了渗水的主要问题。项目团队通过检测和大量计算，便知道哪个地方有空鼓、哪个地方有裂隙，便于后期利用不同材料进行补充、灌浆或填充加固。同时，技术人员还借助硬度计、便携式XRD等高科技设备，探测分析了大佛的表层含水率、表面颜料成分、岩石矿物成分、佛身各部位超声波数值、硬度值等技术参数，为大佛病害发育程度及成因分析提供了基础资料，从而更好地为大佛形成“体检报告”，也为大佛的科学、系统保护提供了数据支撑。

而在更多看不见的地方，科技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技术人员通过对大伾山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岩体温度、紫外线强度、岩体裂隙等因素开展监测，掌握了文物环境和本体病害变化状况。

张俊杰介绍，由于大佛体量巨大，即使有了科技的加持，修缮工程仍面临着不少难点。例如，在超声波裂隙检测环节，为了获取更加准确的数据，技术人员只能局部作业，每10厘米设置一个检测点位，而为大佛整体检测一次需要在2万多个检测点作业。接下来，项目团队将抱着“每一寸都要检测”的目标进行作业，最大限度获取文物的数据信息，从而更好地还原文物本真。

考古调查新发现，为大佛开凿时间再添佐证

得益于保护工程的开展，工作人员有机会借助脚手架，对大佛进行近距离的考古调查，收获了不少考古新发现。

王晓飞介绍，他们在大佛左肩处崖壁上发现两个佛龛，其中一个佛龛宽35厘米、高40厘米，这与1925年一则有关大伾山大佛的新闻相吻合，也间接佐证了大佛的开凿年代。

据介绍，1925年，某刊物发表了一则“发现瓷质古佛，在大伾山十丈佛堂发现”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浚县大伾山十丈佛堂发现一尊古瓷佛像，被人以巨资购买。瓷佛发现于十丈佛座后壁最高处，原用方尺石碑镶于墙中，由于石碑坠落，瓷佛出现。石碑上的字迹略可辨认，为“僧忍慈奉鸠摩罗什大师命藏此”。可惜的是，“碑为当地小儿玩弄破碎”。

据悉，石碑上提到的“僧忍慈”虽无史料记载，但“鸠摩罗什大师”却是有史书记载的高僧。据佛教史书《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大师是十六国时期后秦的高僧。

“关于大佛的开凿年代自古便有争论，我们这次发现的佛龛，为大佛的开凿年代再添佐证。”王晓飞说，争论的焦点在于大佛的建造并无确切的关于开凿时期的资料，只能根据大佛形制、周围石刻、各种文史文献等资料判断。

在明代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主修的《浚县志》中，有“石勒依佛图澄之言，铲崖石为佛像，高寻丈，以镇黄河”的记载。其中，石勒是十六国时代后赵的皇帝，这意味着大佛是后赵石勒执政时期所建造。若“僧忍慈奉鸠摩罗什大师命藏此”的记载真实，便说明大佛在十六国后秦时期已经凿成，与“石勒依佛图澄之言，铲崖石为佛像，高寻丈，以镇黄河”的记载时间可以相互印证。

此外，浚县文广旅局的工作人员还在大佛楼的崖壁上发现了古人开挖的防止渗漏水侵蚀大佛的排水沟及遗存的圆形、八边形柱础等，这些实物资料对未来研究大佛本身沿革和古建筑特点、构造、建造时代有重要价值。（鹤壁日报社记者 王玉姣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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